张胜利（后排左四）接受希望工程资助时与小伙伴合影

    张胜利现在最爱谈的就是他所热爱的农村教育事业，他正在用他的人生行动，

一步一步地延伸着希望。

张胜利和他学校的学生

     涞源有一个连接着大山内外、备受瞩目的标志性人物——“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张胜利。
    “车伯伯，你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俺爹穷，他不让我们念书，可是我们还想念书，念出书来像你一样，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25年前，涞源县东团堡乡桃木疙瘩村辍学的穷孩子张胜利给县里的一个“大官”——涞源县政协原副主席车志忠写了一封信，揭开了中国希望工程的序幕。
     25年来，他享受过聚光灯下的瞩目和呵护，也经历过挫折和困惑，却不改初衷，一直坚持在山区任教。如今，38岁的张胜利已经是东团堡中心小学的副校长。
     “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官当多大，位升多高，而是在于自身如何纯净和坚守……”这是几年前张胜利发在微博上自勉的话。逐渐走出新闻焦点的他，历经风雨而仍保持着坚守的生存姿态。 
     希望工程开展已整整25年，“希望工程受助第一人”张胜利现在怎么样？
2013年9月23日，记者前往距离涞源县城30多公里的深山区东团堡乡，一探究竟。
     一见面，眼前这个身材不高、脸庞清瘦却很精神的中年人让记者有些意外，笔挺的西装和干净的皮鞋让他显得比一般偏远山区乡镇干部更加干练；待人接物热情而自如，尤其善谈。 
     这还是那个从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扎根农村教育事业十几年的张胜利吗？
    “我受过别人的帮助，所以想通过自己帮助更多人”
      10月9日，张胜利又一次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国庆长假里，他的同事、东团堡中心小学一位老师的家属从山崖上掉下来摔坏了脾脏，虽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医药费用让原本经济条件就不宽裕的家庭有点承受不住。作为一位“加了V”的认证博主，张胜利在微博末尾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希望有爱心人士能够给予帮助。
     38岁的张胜利现在是涞源县东团堡中心小学的副校长。自从1997年由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任教以来，从母校桃木疙瘩小学到附近的寺院沟小学再到现在的东团堡中心小学，随着山区教学点的撤并整合，他的脚步在大山深处转了一圈，始终没有离开生养他的东团堡乡，没有离开基础教育工作。
     只不过，他的公益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教育资助的范围。
     而且，作为一个长期在闪光灯下聚焦、反复被媒体报道过的“老新闻人物”，虽然身居大山深处，他也总要绞尽脑汁去尝试各种新鲜热辣的公益方式，好让自己跟上山外世界的潮流。 
      2014年8月25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圆恩空间”，“一、二、三，倒!”随着一声号令，三桶冰水倾盆而下——完成这次“冰桶挑战”的三人，正是张胜利和另外两位希望工程受助生。在活动现场，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表示，将个人出资800万元原始资金设立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来支持罕见病公益行动。
     “这次活动是我主动发起的，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多为公益做点事。”张胜利说。“越是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往往越是资讯沟通不便捷的人，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助者，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虽然我收入不多、能力也有限，但还是要想尽办法，尽可能帮助他们。”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山乡，他就像一道桥梁，一头连着山里的基层学校、孩子、受助者，一头连着山外的公益机构、媒体和爱心人士。
      1997年8月14日，完成学业的张胜利回到了母校桃木疙瘩小学任教。“第一节课，我就跟学生们讲了希望工程对我的帮助，以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但学校的现状却很残酷：村里许多孩子因贫辍学，整个学校只有五个学生，“后来又陆续辍学了两个，就剩下三名学生了。” 
     年轻的张胜利开始在大山深处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我告诉大伙要帮助孩子们上学，书费不用他们掏。我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可以跑社会赞助去资助他们。”在张胜利的帮助下，不少孩子得以重返学校。但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代课教师，张胜利每月工资只有150元。“最初的那几年，连我自己的生活都是靠‘希望将军’赵渭忠等好心人帮助才得以为继的。” 
     就这样，张胜利开始了自己的公益事业。17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公益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为500多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与资助者结成了对子，为当地拉来三所希望小学，并从中国青基会为当地申请到全保定市第一套“希望厨房”。
     为此，曾经有很长时间，每到周六日，他不是在本地照着“贫困生花名册”挨家挨户走访，就是四处跑赞助，一年有大半年“飘在外边”。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到北京找企业拉赞助，可人家一听不是他本人所在的学校，就没了兴趣，甚至有人干脆质疑他是不是骗子。“有时候也会感觉压力很大，力不从心，但是想到关心和帮助过自己的人，只能咬牙坚持。”张胜利扶了扶眼镜说，“我受过别人的帮助，所以想通过自己帮助更多人。”
     “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是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见证者”
     9月24日，涞源县东团堡乡，一场秋雨不期而至。 
初次走进这片大山的记者，随张胜利从东团堡中心小学出发，驱车前往他的母校——大山深处的桃木疙瘩小学。
     虽然已经对路况做了心理准备，但山路之崎岖，还是超出了记者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这条由无数大小石块垫成的临时通道，已经不能称作路了。司机师傅告诉我们，以前这里根本不能过车。
     一路上，只见放养的牛羊，几乎没见到什么人家。张胜利告诉记者，由于交通不便、地处偏远，这些年，大部分村民都搬出了桃木疙瘩。如今，这个面积近90平方公里的村子，仅有三四户牧民常住。 
     虽然只有10公里路程，但经过近一个半小时难熬的颠簸，我们才到达桃木疙瘩。“以前这里连汽车都不通。我中学是在邻村的上庄中学上的，那时每周回一次家，从学校走到家，要步行10个小时，中午出发，到家天都黑了。”张胜利说。
     下车后步行约10分钟，走到一处山梁，张胜利忽然停住了。他指着前面一座破旧的院子，脸上带着之前从未有过的神情，喊道：“这就是以前的桃木疙瘩小学！”
     即便脑海中无数次刻画过这座山村小学的简陋，即便从电视中见过许多条件艰苦的学校，但若不是亲眼见到，还是很难想象这里的一切：不到一人高的院子用大小不一的碎石垒成，院中一座门窗早已破败的土坯房。张胜利说，当年，两间房一间是教室，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教室白天用来上课，晚上圈羊！
“现在这样子还是后来翻修过的呢，我念书的时候更破。我们这儿是山区，盖房子的石头和木头不缺，就缺瓦，当时的房子连瓦都没有。窗户也没玻璃，都是纸糊的……”张胜利回忆着。
     但即使是如此残破简陋的环境，也曾是张胜利梦想中的乐园。1989年春天，就是为了回到这里，13岁的张胜利给时任涞源县政协副主席的车志忠写下了自己生平第一封信，收到信的车志忠撰写了《关于桃木疙瘩村贫困现状及建议》一文，致信团中央等有关部门。正在孕育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团中央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决定用他们的办公经费救助包括张胜利在内的桃木疙瘩小学的13名学生。1989年10月17日，3500元救助款送到学校，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一张红彤彤的《失学救助证》。同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布成立，张胜利拿到了200元的救助金，他也由此成为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人。
    “你看现在我们东团堡小学，框架结构的教学楼，有电扇有暖气，山区里有这样的教学条件，这在从前简直不敢想象啊！”张胜利的感慨把记者的思绪拉回了眼前，他告诉记者，学校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添置一条塑胶跑道。
     从桃木疙瘩小学归来，东团堡中心小学校长于红东指着校园里正在兴建的教学楼告诉记者：“这个新的教学楼是县里拨款修建的，造价是220多万元，入冬之前就能投用。”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张胜利的学生就已经全部享受了国家两免一补政策，2011年，涞源县率先在保定市实现高中阶段免费教育。2013年，涞源县又在农村实现了包括学前3年教育在内的15年免费教育。 
    “涞源可以说是希望工程的发祥地，名声在外，方方面面都很关注，现在整体经济条件上来了，政府当然要下大力气投入。”有知情人告诉记者，涞源的经济水平在保定算不上高，但是无论是教育投入还是教学一线教师的收入，在全市都要排在前头，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当年张胜利那封信有很大关系。
    “希望工程20多年资助了全国490万名农村贫困生，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是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就冲这些变化，我也得坚持下去，我这辈子估计和农村教育事业分不开了。”张胜利说。 
    “勇敢和感恩是我最想教会学生的，把自己的理念和信念传递给孩子们”
站在桃木疙瘩的山梁上，张胜利拿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羊铲，不断地比划着、回忆着，表情里充满真诚和执着。 
     其实，因为交通不便，离开桃木疙瘩之后，特别是近几年，他也不常回来了。虽然恋恋不舍，但对于年近不惑的张胜利而言，桃木疙瘩正在不可避免地步出他现实生活的中心地带。 
    “当年在上海读书，学校在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刚回来的时候，面对这山村，落差太大了，真不适应……”张胜利坦陈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对山外的世界，他向往的不是舒适繁华，而是那种紧张和充实。
     而刚刚回桃木疙瘩小学任教的第一年，他教的学生在全乡统考中名次往后挪了近10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怀疑他的教学能力。
     张胜利着急了，他发现自己在上海学的教学方法居然无法在桃木疙瘩派上用场。为了改变现状，张胜利赶忙请回自己当年的小学老师张志。在张胜利和张志的共同努力下，3年后，桃木疙瘩小学在乡里的成绩排名达到建校以来的最好成绩。 
    “我属于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总觉得不管能力多大必须要有热情。”张胜利说，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与生俱来的单纯和执拗，使他在当年鼓足勇气写下并发出了那封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信，也为他打下了一辈子的人生底色。求学期间，正是这样的单纯和执拗，使他咬紧牙关把成绩追了上去。回乡教书，因为种种原因，他一度下决心离开学校去做生意，最终，在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之后，又改变了主意。搞公益拉赞助，吃了白眼、碰了钉子，他也曾经感到很尴尬，从此和一些大企业“绝了缘”……“没有正常的家教，很小又因为得到社会太多的宠爱，缺少了许多人生的课程，如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连个人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也受这性格影响。”张胜利不无苦涩却又十分认真地向记者检讨自己。
     可事实上，人到中年的张胜利成熟了很多，对自己的把握也已经准确了许多，在学生面前，尤其如此。 
    “你是自己回教室，还是让我送你回教室？是男子汉就自己走到教室门口跟老师喊‘报告’，然后回去上课。”9月23日，在东团堡中心小学办公室，张胜利在接受采访间歇，大声但不乏耐心地教导着一个孩子。
     原来，这个学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差，产生厌学心理，几次偷偷从学校跑回家，是班里的“问题生”，张胜利一直在找他谈心。终于，在张胜利的教导和鼓励下，学生自己回了教室。“我就想告诉他，做什么事都要勇敢，要自我控制，不能逃避，自己的命运一定要自己掌握——勇敢和感恩是我最想教会学生的，我要把自己的理念和信念传递给孩子们。”张胜利解释着。 
    “踏踏实实工作是干好教育的根本，到今天，希望工程走过25年，因绝对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加大，希望工程也在转型，从最初的贫困救助向励志教育、素质教育和加强基层教师队伍的培训倾斜。这也正是我个人的努力方向。”
     虽然已离开一线教学岗位，但主管德育工作的他每天依然很忙。在张胜利看来，“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学习一样重要”。
     从去年开始，张胜利给学生定了一条规矩：过生日时，必须回家给妈妈洗脚，“目的是让孩子们学会孝顺和感恩。” 
    “虽然有困难，但我永远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那车修好大概需要多少钱啊？能帮我先修好吗，晚点儿给你送钱过去。”在采访过程中，张胜利不断接到类似内容的电话，而本来性格执拗的他，也总是这样对着手机不无小心地央告商量着。
      就在记者到来前一天晚上到学校的路上，他的车发生了事故，撞坏了。
车子是2009年北京一位爱心人士捐给张胜利的，以便他用来跑希望工程、做社会调查。那是一辆老款捷达轿车，尽管车龄只有5年，但由于长期跑山路，已经明显发旧。虽然方便了出行，养车费用却让收入不多的张胜利难以承受。为了省钱，他只好每周一、周五请四位同在县城住的同事搭车，几个同事则帮他分担一点油费。
     最终，这次事故让他花了2000元修车费。这个数字让张胜利心疼不已：“将近一个月工资没了。”虽然身为副校长，但张胜利现在每月的工资加奖金之和也不过2400多元。
     除养车外，张胜利还有很多负担：今年借钱在县城盖了一套平房；早年改嫁的母亲如今已经回到自己身旁，却疾病缠身，每月需1000多元的医药费；还有尚未成年孩子的抚养费用。“一共加起来，我现在有26万元左右的外债。”媒体的关注，掌声与鲜花总代替不了真实的生活，张胜利掰着手指头算账的模样，让人心酸。 
     2013年，为了缓解生活的压力，张胜利甚至想到了拍卖自己的奥运祥云火炬。如今，当记者问起火炬的情况时，他的第一句回答就是：“你能帮我卖掉吗？”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这一刻显得无比尖锐。
    “首批受助的13名孩子中，只有我和另一个人最终完成了学业，其他那些人初中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了。虽然他们现在可能收入比我更高，但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对知识渴求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让我可以为农村教育、为孩子们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没有知识，这是不可能的。”张胜利语气坚定。 
     他没有提另一个得以完成学业的桃木疙瘩小学的同学，就是当年和他一道给车志忠写信的吕成山。虽然没有到高校深造过，从村镇干部干起的吕成山，如今已经是涞源县森林公安局的副局长。而张胜利的一些中学同学也已经开始走上县里各部门中层领导岗位，更不要提当年留在上海的大学同学。
     虽有诸多困难，张胜利在采访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是“知识改变命运”，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如今的他处境不无尴尬。而张胜利却说：“今天社会大环境的进步，和20多年来国家、社会各界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无疑分不开。尤其在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发生改变、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的今天，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信念的坚持就显得愈发重要。我永远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来源：《中国青基会官网》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